来源时间为：2024-01-08
社保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2023年，“保障缴费人权益，多部门协同提供便捷高效的社保征缴争议联合处置服务”入选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
2021年，全省首个联合调处社保问题机构“从化区鳌头镇社会保险费争议联合处置中心”成立。2023年，在市委政法委、市税务局推动下，全市176条镇街和8个园区实现联合处置中心“全覆盖”，有效预防调处化解“员工企业沟通难”“职工维权找人难”“部门协作处置难”三大社保征缴争议难题，实现协同治理、综合治理，累计为5500位缴费群众化解争议，引导用人单位主动补缴1.2亿元。近日，该改革实践获评广州市2023年“十佳枫桥式工作法”。
个人故事
补缴30年前社保仅用几天就办好
陈姐是从化种鸡场员工，工作三十多年，临近退休才发现，自己在1992年到2000年3月期间一直没交社保：“这样一来，退休后待遇就受到影响了。”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劳动合同已找不到，陈姐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权益，于是到鳌头镇社会保险费争议联合处置中心寻求帮助。
在社保争议联合处置中心，多部门工作人员与企业代表面谈。
几天后，联合处置中心就给她回复，说几个部门联合确认了她和企业的劳动关系，可以为她办理社保补缴。“之前我以为办理这种陈年麻烦事，至少要跑几趟不同部门，要跟不同工作人员打交道，应对不同的要求，没想到可以把材料交给税务部门后，等着他们办理、回复就好了。”陈姐满意地说，“如果不能补缴社保，退休后我每个月的社保费大概是2200元，现在办理成功，每个月至少可以多500元了。”
企业故事
调解企业员工矛盾助企业渡过难关
王娟是鳌头镇一家定制家具公司有关负责人。2年前，因为货款无法及时收回，公司资金链紧张，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的员工，对企业产生了不信任感，渐生离意，且急于在离职前讨回工资，矛盾一触即发。
从化区鳌头税务所所长梁鹏得知该消息后，积极介入，主动对接企业，得知企业其实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是无计可施而已。他还了解到，虽然企业欠薪200多万元、欠社保费约100万元，但手中有多个订单，生产并未停滞。于是，梁鹏组织联合处置中心与多部门联动开展企业与员工的调解工作，分批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以应员工之急。与此同时，经济办、税务所还协助企业对接银行，积极提供贷款所需涉税资料，帮助企业获得600万元低息贷款，度过最困难时期。
一线：有效预防调处化解争议矛盾
近年来，随着社会加速转型、新业态蓬勃发展、退休潮正处过峰状态，全国各地的社保争议普遍增加。广州市税务局负责为全市1400多万社保缴费人提供社保费征收服务，在工作中发现，化解社保费争议主要存在“员工企业沟通难”“职工维权找人难”“部门协作处置难”三大难题。
广州市税务局社保费处处长卢民勇告诉记者，部分社保费争议比较复杂，涉及多个部门，“例如有些争议当事人可能要去人社部门，也要去税务部门，可能还要去信访部门。”为解决群众“多头跑”“多次跑”问题，2021年税务部门联合人社、医保、政法、信访等部门建立起“市—区—镇（街）”三级社保费（争议）联合处置机制，从化区鳌头镇社会保险费争议联合处置中心就是第一个建立的联合处置中心。
该联处机制明确“街道负责受理和召集，税务负责征缴政策解释和费款追收，人社负责劳动鉴定，并会同医保负责待遇认定发放、司法负责人民调解”等职责分工，建立“案件受理、资料初审、类型判断、分级分类、联动处置、结果反馈”等工作机制，有效预防调处化解争议矛盾。
据鳌头镇人民政府镇长汤灿荣介绍，通过这种机制，中心成功处置争议16宗，为群众补缴了社保费1040万元，平均处理的时限缩减到3天半，同比减少40的时间。
鳌头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万燕芳发现，在解决社保争议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民众的社保意识越来越强：“就连在奶茶店打工的‘00后’，也有维护自己相关权益的想法，我想这正是在这种机制下税务服务、宣传工作到位的反映。”
梁鹏则强调在实际工作中柔性执法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调节企业、员工社保争议的过程中，平衡双方的利益，不让老百姓吃亏，也支持企业良性发展。”
专家：联合处置机制有广泛推广价值
“要从长远上、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深化改革、勇于创新，不能搞‘一阵风’，必须着力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宜的制度。”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竹茵表示，广州推动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统筹、部门负责、协同合作的联合处置机制，最大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达到“争议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良好基层治理效果。
“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多元化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主动创新，联合解决问题。”赵竹茵称，这样的机制不以职权划分边界，而以问题为导向，具有机制的优越性，在处理基层矛盾和问题上，经过政法部门统筹，专业部门和基层维稳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凝聚更强工作合力，“其脉络是从实践出发，继而进行理论提炼、推广、总结经验，未来有可能推动社保制度、法律法规、上层建筑的改革。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有广泛推广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