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4-07
摘要
产业技术研究院是专注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共性技术研发的研究机构。为了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我国于2006年开始逐步推行各类鼓励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的政策。在梳理产业技术研究院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自2006年以来有关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政策文件，总结出其政策变化情况及特点；对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等进行剖析，并提出产业技术研究院相关政策应从提升机构数量转向加强高层次机构建设、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构建整合和退出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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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绩效优良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对于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如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法国卡诺研究所等，均聚焦于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适应生产的实际应用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和共性技术，及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前瞻性布局和研究，以应对未来可能的产业发展需求。产业技术研究院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引领者，更是国家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推动者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随之增速逐步放缓，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使得经济发展的疲态逐渐显露。为应对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党和国家早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要发挥科学研究对于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又在“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此后，无论是在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中，还是在科技领域的具体规划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均被列为工作重点。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针对急需发展和技术支持的重点产业领域，划出了若干优先课题和重大专项。这些领域的产业技术迅速得到了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重视，相关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促进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将强化学术研究和生产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重点工作方向。上述政策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需求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实现了大幅度、跨越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末，我国开始学习国外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经验，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逐渐探索建设了一批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机构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经统计，截至2013年末，国内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总数就已突破1000家；2018年，产学研合作共建的研发和技术转移机构及相关服务平台的总数达到8247家。它们对行业技术进步、地方产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转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产业技术研究院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中坚力量。
目前，我国关于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主要以产业技术研究院本身及其运行机制为主，针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政策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将政府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内相关政策的特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以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内容，丰富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研究体系。
总体而言，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仍处于新生阶段，面临着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模糊、体制机制不适应、缺乏总体规划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结合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现状，探索合理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运行支持政策，创新体制机制。这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研究院提升绩效、发挥作用，进而为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产业发展动能、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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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产业技术研究院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中国台湾。1973年，为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需要，中国台湾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官、民、学相结合的工业技术研究院。随着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对相关产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不断显现，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设立了类似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各国学者也开始对这一领域展开分析和研究。
2.1典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
RichardNathan（1998）介绍了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人员构成、目标和角色定位，并以DVD相关制造产业为例介绍了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果；Po-HsuanHsu等（2003）通过对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分析，探讨了孵化器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竹产业集群在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出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对于集聚效应具有反作用的结论；PoYoungChu等（2005）从知识资本的视角，考察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绩效，发现知识资本与研发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高度相关。关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李天初（1998）对其组织架构、经费来源等进行了总体介绍；刘军（2005）总结了NIST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合作项目，并对NIST的战略规划和经济分析中心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评价了其在战略规划、科技和经济影响评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刘强（2002）介绍了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运行机制，并强调了其通过联结政府、大学和企业的模式进入一种“发展循环”，即过去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智力成果能够为新的研发活动提供保障，从而实现相对独立和可持续的运行。随着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纷纷建立，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胡文国（2009）介绍了深圳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模式，并归纳了其对于深圳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李建强等（2011）系统地归纳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相关理论，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张豪和丁云龙（2012）以北京科技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重点探究了资本参与到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机制、方式和风险等问题，并提炼出了“技术—风险—收益”模型；夏太寿等（2014）分析比较了江苏、广东、陕西3个省份中具有代表性的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机制，认为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普遍存在政府投入不足、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成果利益协调共享机制有待完善、自身独立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陈红喜等（2018）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从“使命—结构—行动”3个层次分析了其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姜春等（2020）针对40余家新型研发机构的治理模式，分析了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多层次利益分配与激励模式。
2.2不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比较研究
部分学者对国际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了横向对比，并从中提炼出共性或差异。PatarapongIntarakumnerd（2011）指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公共研究机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家创新体系较为强大，公共研究机构在学习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知识中介作用，促进了企业“内部”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升级；而另一类为国家的创新体系较为薄弱、分散，在这些国家中，公共研究机构试图代替企业进行学习和创新，但由于线性创新模型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创新能力的转移。吴金希和李宪振（2013）对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和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始终专注于应用研究，而KIST所扮演的角色则在创新链条上发生了移动，从开发研究到应用研究，最终转为基础研究，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PatarapongIntarakumnerd和AkiraGoto（2018）对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协会、NIST、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日本工业技术院和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这类公共研究所发挥了中介作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3政府在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政府在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学者们也会在研究基础上对政府相关政策提出优化建议。吴金希（2014）全面地介绍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作用，简要地总结了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意见；李福（2014）分析了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公共技术服务方面的状况和困境，从建设模式、法律支撑、持续性支持和监督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陈建安等（2016）聚焦于湖北省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归纳出其面临的困境及成因，并据此提出了营造制度环境、增强定位差异化、促进管理创新、提升平台领导力等4条管理对策；张玉磊等（2019）梳理总结了1999—2019年有关新型研发机构人事方面的主要政策法规，从引进、考核、激励、税收优惠等4个方面提出了政策调整建议；温兴琦（2019）较为系统、全面地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发展环境进行了研究，指出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就湖北省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提出了对策建议；仇寻（2020）以上海市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对象，归纳出研究院在行政、人事、财政、税收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刘慧玲等（2020）以东莞5家新型研发机构的案例为基础，着重针对高校院所共建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对于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具体案例出发，介绍产业技术研究院自身的运作模式，或进行比较分析，并探索其产生效用的机理。在政策方面，大多数学者选择从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实践中找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而从政府政策本身出发进行的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关注有关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政策及其在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探索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模式与体制机制，重点梳理我国建设新型研究机构的政策，通过典型个案分析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就进一步完善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提出政策建议；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政府在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中采取的政策、方法和措施，以期为未来的制度构建和政策设计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启发。
03
产业技术研究院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产业技术研究院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学者们也基于对案例和实践经验的分析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作用机理可以通过一些经典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理论不但强化了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的合理性，明确政府参与的必要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和挖掘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效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导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体制构建，同时把握其发展方向。
3.1共性技术理论
共性技术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支撑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最主要的理论之一。共性技术（GenericTechnology）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于1988年发布的先进技术计划（ATP）文件中。共性技术指一种和“专有技术”不同，服务范围更为广泛，可以被大规模应用于产品或工艺中的技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乔治·坦森和奥尔伯特·林克等人（1992）率先对这一机理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生产所使用的技术划分为基础、共性、专有3种类别，而共性技术是科学研究向市场化应用发展的首个环节。图1是由坦森等人提出并修订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
图1乔治·坦森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
共性技术能够广泛地应用于产业内，为其他创新环节提供基础，因而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和开放性，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在市场机制中，单个公司投入资金产出技术后，技术却很容易在行业内发生转移，无法给企业带来充足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出现失灵的状况，最终导致共性技术供给不足。所以，在创新链条上的共性研究阶段，政府的投资和干预至关重要。通过政府干预，共性技术的供给增加并且在行业内扩散，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总福利。
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能被认为是研究和开发共性技术。一般而言，产业技术研究院受到政府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结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这种组织架构使其能够前瞻性地开发产业发展所需的共性技术、优势资源，并将适
